不可承受之重

社会上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污名化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社会人群对艾滋病感染群体的称呼都会冠以艾滋的前缀，如艾滋男、艾滋女、艾滋妈妈、艾滋孕妇。

这是安朵经常听到的人们的议论——

“那个艾兹男，这回肯定和那个女的好不成了。”

“还好什么好，不被他感染艾滋病算这个女的家祖坟冒青烟了。”

“那个艾滋女，良心都给狗吃了，自己感染了还怀孕，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成艾滋儿了，可怜呐。”

社会关系也常常被打上艾滋的记号，如艾滋家庭、艾滋夫妻。

违法乱纪行为中被称作艾滋扒窃、艾滋犯罪团伙等。

这些称呼带有强烈的异己色彩，更加分化了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群和社会人群的分化。

这段时间，通过监测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赵安全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赵安全发现，自从监测结果出来后，很多人就找不到了。

要么是他们提供了假地址，要么转换了工作场所。

原来检测时候一直可以联系上的他们突然就人间蒸发了。

这让赵安全要找到他们犹如大海捞针一样困难。

后来，赵安全通过安朵的防艾办，组织召开了艾滋病防治工作联席会。

通过公安派出所、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多方联合，才把那些藏匿着的HIV阳性者一一找了出来。

当然这么多方人马参与寻找，安朵和赵安全也不会告诉他们找的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个事实，安朵给这次寻访活动冠于的理由是“查找恙虫病人”。

在艾滋病“病耻感”的笼罩下，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隐私比什么都重要。

但尽管如此，当面对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个结果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地惧怕，感觉自己被“判了死缓”。

有的人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虽然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敢勇于承认，承认了就连自己心理这关都过不了。

有的人心理防线被击垮了，选择了自杀。

自杀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跳楼的，有吃农药百草枯的，有跳澜沧江的，有割腕的......

反正，陷入困境的人活路虽然不多，死的方式却千人千样。

还有一些人，把自己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迁怒于他人，对社会进行疯狂的报复。

这些极端扭曲之人要把自己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人，有的是办法。

比如，在公共汽车和公共场所座位隐蔽地放置被自己血液污染过的注射器针头。

比如，到处猎艳，进行疯狂性交易，把自己身上的艾滋病病毒肆意传播给上钩者。

比如，故意去不正规的场所文身，去消毒不严格或压根就不消毒的理发店理发刮胡子，都可以增加消费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有的夫妻其中一方被检测出了HIV阳性后，还想着要把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罪责抹黑对方，有意把艾滋病病毒通过夫妻生活传播给对方。

有的人生怕检测人员泄露了天机，直接就对医务人员威胁上了：

“你只要敢把我得了艾滋病的结果告诉我老婆，我杀了你全家。”

而赵安全这个长相与英俊潇洒一点不沾边的人，竟然还被人实打实地“绯闻”了一回。

得知一名HIV阳性血样的农村妇女居住在距离县城郊区不远的一个山村，赵安全就去找这个人，想把她纳入到艾滋病感染者管理名单中。

赵安全去了几次，每次都看到这个四十多岁颇有些姿色的妇女在家。

一打听，才知道平时家里就她一人。

她的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中学。

她的丈夫，是一个当地有名的包工头，带着一帮兄弟，专门在县城承包一些建筑工程。

赵安全每次来都要动员这个妇女去县疾控中心定时抽血检测，以了解身体内艾滋病病毒载量和CD４细胞减少情况。

但是这个妇女不为所动，还告诫赵安全这事可别对她老公和孩子们讲，她丢不起这个脸。

后来，赵安全经常来山村进行随访的消息还是被那位妇女的包工头老公知道了。

最后一次，赵安全终于说服了村妇去县疾控中心进行检测，他陪同着这位妇女一块去。

本来那位包工头早就骑着摩托车从县城回来了，他把摩托车停在村外，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潜入家里准备捉奸。

可刚潜进家门就看到老婆和赵安全从家里走出来了，他只好保持着距离一路尾随着两人而去。

从山村到县疾控中心的路程并不算远，就七八公里的样子，但是三人还是走了近两个小时。

最受累的，还要数那位包工头，因为他是跟踪者，所以他得躲着猫着，还得尽量寻找路边的林子走。

其实，赵安全知道有人在尾随着他，却故意装聋作哑，没事儿一样自顾走着。

因为，他判断得出，这个包工头的老婆是个大门不迈整天呆在家里的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并不多。

她被发现HIV阳性还是前段时间到县医院住了次院，通过抽血化验才检出了HIV阳性的。

而她的那个丈夫，那双眼圈上透黑的表征一看就是个喜好声色犬马的男人，常年不着家，还听人说起经常在外面乱搞。

赵安全想把那个包工头“钓”到县疾控中心，给他做工作，顺便采集到他的血样检测一下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包工头一直尾随着两人进了县城，后来进了临江县疾控中心。

包工头恨得牙痒痒的，看着前面的两人骂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把我老婆领到单位来了，真是色胆包天呀。”

继续尾随着进了县疾控中心大门，看到赵安全把他老婆交代给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

赵安全对气鼓鼓的包工头笑着说道：

“你来得正好，你家两口子早该来我们这里检查检查啦。”

赵安全说完，又招呼包工头到自己的办公室落座，给他沏了一杯茶。

“坐坐，随便坐，听我跟你仔细讲讲。”

......

听赵安全讲完，这个包工头一对号，就知道自己经常发生过一些男女之间的高危行为，一下子就慌了。

果然，包工头的血样检出了HIV阳性。

包工头身上查出艾滋病病毒，他老婆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对着那个“花心男”一阵开撕。

事后，赵安全经常对安朵说，那个包工头是我通过他老婆“钓”上来的。

总之，赵安全对艾滋病感染者告知的现场，既充满了悲情的气氛，但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不过，安朵却认为，这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管理随意性太大，治标不治本。

大家忙活了半天，虽然发现了大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能够真正纳入管理的，少之又少。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各式各样，管好了一人，放跑了几人，等于没有管住！

而要如何才能管住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要建立一种怎样的体制和机制，一直是安朵苦苦寻找的良方。

而建立适用有效的体制机制，出发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如何做才能驱散笼罩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头上的“病耻感”。

也就是要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树立信心，勇敢地走出来，把身上的耻辱丢掉，不再奢求别人的怜惜，而要自我救赎！

说到底，就是对于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要自信自立自强。

另一方面，要如何建构一个对艾滋病宽容的社会大环境。

而这个大环境，是可以化解一切偏见和歧视，唤起人间大爱，点亮人性光芒。

安朵认为，上述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两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