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钻研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从汉代发明造纸术与北宋出现活版印刷后，各朝历代大多有地方志书的出现，只要没有战争、饥荒或处于特殊年份，都有过地方志书的出现，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尤其是浙江，人称“方志之乡”，它为人们从事地方史学研究提供了确凿依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方志学和近代出现的“档案管理学”与“历史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我国地方志乃是这类学科的先祖。

在全世界历史学与档案管理学的研究中，我国走在领先行列，成为研究本国史、城市史、区域史、乡镇史的原始素材，所谓“国有国史，地有方志，姓氏有家乘谱牒”，这些志书家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也成为国家、区域与家族的信史（注1）。

林正秋是八十年代开始从事地方志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林已撰写了相关地方志学研究的论文，诸如，《南宋杭州城市经济》、《南宋都城临安人口资料考索》、《五代十国时期的杭州》、《南宋时期杭州的经济与文化》与《地方志与方志学》（邹身城合作）《杭州与西湖史话》（龚延明合作）等。这些书籍的原始史料依据，应当大多源于地方志，可说言之可信，言之确凿，言之成理，也就是地方历史。

一九八一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与浙江地方史志研究室共同编辑出版《地方志和方志学》，全书分二个部分，前者由邹身城编撰，后者由林正秋撰。

这些书在当时可说是屈指可数研究浙江方志的学术论文。

第一编《浙江地方志举要》，由林正秋、金敏合著；

第二编《浙江名山志叙录》，由林正秋独撰。这些论文大量引用、引证了地方志上的材料，可见林对地方志学研究早就已经有相当的存量。

出席首届方志大会

一九八一年仲夏，中央在太原召开第一届“全国地方志编撰大会”，由曾生(注2）主持，这个会议后来转移到武汉。鉴于林正秋对地方志学与档案学的研究，时任全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的朱士嘉（注3）特别点名，杭州派林正秋出席。

浙江代表组的组长是省社科院副院长魏桥（注4），出席者共有四人。

此时，林正在批阅高考试卷。

如果坐火车赶去，肯定来不及了。大会电报过来，立即乘飞机出发。

林正秋买了张机票，当天飞赴北京，再转往太原。

未料，回到学校报销机票成了问题，根据财务制度规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权坐飞机，林只是名讲师，财务科按照规章制度，依例不予报销。

会计对他说：“其他住宿、会议费均可以报，只有机票，你必须自理。”

林只是一个普通教师，收入有限，百般无奈之下，只得找到了校长。

校长观念倒很开通，说道：“大会指定林老师出席，这是杭大的光荣，怎么能不给报销呢？”当即特例签字，给予批准报销。

不久，魏桥组长希望杭州有关领导把杭州市志编委会筹建起来并邀请林正秋参与。

林请示了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秀文。自此，林正秋成为编纂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了《杭州市志》编撰的筹建工作。

地方志研究

一九八二年，杭州开始编写“地名志”，林正秋受邀成为杭州市地名办公室的咨询专家之一，并为工作人员做了“杭州地名历史特点”的辅导报告，内容大多出自《梦梁录》、《武林坊巷志》、《湖山便览》这些地方志书的记载。

只是时岁流转，虽然昔日的故事早就消失，地面留存早已无影无踪，不过，能让市民仅从城市遗存的地名上，了解到这个城市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一九八三年，在《浙江学刊》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浙江方志源流考略》，从本省地方志的起源与各种地方志流派的写作方法，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撰。由于林正秋有大量方志学知识的积存，一九八四年，主编了《浙江方志概论》（吉林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晖（注5）组织人员编撰《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其中《浙江方志概论》篇，邀请林正秋主持完成。上述书籍皆在一九八五年前出版，其时全国方志研究刚刚复苏起步，此部丛书为后辈学术研究奠定了较高的起点。

一九八七年，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注6）与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晖共同发起《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编撰，邀集两岸专家二百余人，收录全国地方旧志八千五百七十七种，历时八年。在这段时间，林正秋可谓殚精竭虑，不舍昼夜的工作，还撰写了《浙江省地方志述评》作为浙江地方志的概述。这是一篇文字古雅，清晰易懂，条理分明、重点突出的论文，除了审稿以外，他自己执笔编写的条目就有二十二篇。

近代以来，虽然各地媒体上时有我国历代地方志名家的介绍，但是这些方志名家小传散见于各个媒体上，尚未整理汇编成册。林正秋带领地方志专修班学员广为搜集，集成编撰了我国首部《中国地方志名家传》，选录古今方志专家一百五十余人，约二十五万字。在写作风格上，可谓集众家之所长，简叙历代志家生平，评点方志得失，文字简洁，重点突出，此书对于旧志整理研究，新志编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黄山书社于一九九0年十二月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旧地方志书尚无新版，依靠的仅是从图书馆挖掘出来的古籍，竖写本，没有标点符号，古体字，内容散乱，阅读起来相当吃力，好在林有着扎实的古文与地方志功底，为他的城市学、方志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林的方志研究代表作有《地方志和方志学》、《浙江方志概论》、《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浙江分册》、《中国地方志名家传》。到二0一四年，在《浙江档案》杂志上发表了《南宋朝廷架阁库与档案管理》一文。

值得一提的方志探索

林正秋对于杭州地方志史的研究成果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它辑佚了杭州最早的一部地方志《钱唐记》；二是对南宋《临安三志》做了详实述评；

三是对新点校的南宋《梦梁录》做了细致校勘。

这几套书均是研究杭州与南宋历史的重要文献。

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书应当是南朝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刘道真所作《钱塘记》，史料价值高，可惜年久岁长，已经散佚。人们在研究杭州古代史时，只能找到被转引的部分段落，始终找不到完整的原著。林博览各种地方典籍，对古代文献阅读的存量丰富，千方百计地将唐宋时期古籍引用《钱唐记》片段的零碎文字加以搜集整理，探幽寻微，集腋成裘。

读者从他在古籍中辑出的部分《钱唐记》内容，大致上能了解《钱唐记》的概貌，主要记录江湖山川兼及民情的地方志书，使杭州的早期地方志史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南宋《临安三志》，也就是《乾道临安志》、《淳佑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既是古代地方志佳作，也是后人研究宋史的重要文献。对《临安三志》研究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林正秋的评点，让人看到南宋地方志发展轨迹与特色，也替《中国古方志考》的论述：“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解读（注7）。

《梦梁录》，一部研究南宋的重要文献，点校版在一九八0年印行出版，成为古籍研究的一件大好事，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不少校点错误。当然，点教古籍至为不易，林做了细心的研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短文《梦梁录点校失误举例》，归纳错误大致有三点，1标点缺失、句读有误；

2原文录入有误；

3未能校订原文失误、脱误失校等。他的这些点评为后辈史家研究《梦梁录》与南宋研究提供了便捷，避免了以讹传讹，减少了可能的失误，也突显了他古文功底的非同寻常。

当然，古文校点并非白话文校对，需要相当的文言文与古文化存量，失误难免。不过，此文也给林惹来了麻烦，一位编辑当面告诫道，你那篇文章一登，出版社的面子往那里搁？出了那么多错，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往后林的著作再在这家出版社出就成了一个问题。

注释：注1，信史，为一个汉语词汇，意思是较为翔实可信的史书，指纪事真实可信、无所讳饰的史籍。有文字记载，或有实物印证的历史。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中国较早进入信史时代（摘自网络）。

注2，曾生（1910-1995），原名曾振华，深圳坪山客家人，江东纵队司令员，1936年加入中共。建国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摘自网络）。

注3：朱士嘉（1905-1989），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主任，编录《中国方志综录》，应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遍阅馆内东方特藏部之中国方志，复制与拍摄一千多页与三百多卷中美档案胶卷，全部携带回国，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十年代后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著有《中国方志综录》、《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等（摘自网络）。

注4，魏桥（1930-2020），浙江余姚人，1949年参加革命，在中共浙江省党校、中央党校学习。曾任浙江社科院副院长、《浙江学刊》主编，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著有《风雨四十年》、《志苑二十年》、《两轮修志说》等（摘自网络）。

注5：金恩晖，1938年生于吉林，吉林图书馆副馆长。所著涉及图书馆学、目录学、地方志和美学、文艺评论（摘自网络）。

注6：胡述兆，1926年生于江西新余潭口村。台大图书馆系教授，台中研院院士（摘自网络）。

注7：张国淦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中国古方志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