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任教

一九五九年在杭州大学毕业，林正秋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

那个时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所学专业也被组织上“调整”去进修俄语。学成后，安排在杭大历史系教俄文。说来凑巧，原在温州一中读书时的徐规老师正好也调回浙师院。二校（浙师院与杭大）合并后，正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教书，与林正秋不期而遇。

初次见面，他就与徐老师聊起自己当年在温州读书时的经历，以及对徐先生的仰慕。乡音、乡亲与志同道合，林与徐规由师生关系，进而，有了同仁之谊。

在史学专业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似有“他乡遇知故”之感。

徐规老师（下称“徐”）虽说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评为副教授，生活相当简朴，一个人住在杭大教职工宿舍的一个单间，与家人分居二地，两边开销，日子过得较为紧凑。

说到徐规的经历，这是林正秋与徐老师若干年来的交往才知道的。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由省城杭州迁到浙南的一个小城龙泉。

一九三九年，时年十九岁的徐规考入浙大龙泉分校历史系。

一九四三年，徐规的毕业论文《李焘年表》获得全国大学生论文优等奖，被时任校长竺可桢一眼看中，进入浙大研究生院，师从宋史专家陈乐素（注1）。

毕业后，徐一直在浙大历史系以教书为业，平时很少回平阳老家。

徐老师出生在温州平阳县的一个大户人家，老家拥有祖传房地产。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需要划分每个人的阶级出生或家庭成份（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或下中农与贫下中农）。按政策规定，徐规不能划为“地主成份”，大家有目共睹，徐老师在浙大读书，毕业后依靠教书为生，只能算作“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只是一名大学教师。在当时形势下，徐家祖传的房地产被莫名其妙的按到夫人名下。随之而来的是“地主分子”这顶大帽子也扣在夫人头上。由此，徐夫人及小孩只能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那些日子，徐规老师独自居住在杭大宿舍（注2）。

有一次，林正秋去看望徐老师，只见老师自己烧了一碗汤面，桌上没有小菜，只摆着一壶老酒，一小碟花生米，一个人以面条与花生米下酒，自斟自饮，似有借酒浇愁，排遣孤独之意。林正秋知道，徐老师除了书籍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嗜好。

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次去探望老师，总要带上些花生米或别的什么下酒小菜。

师生二人，一长一少，对酌小饮，海阔天空的聊天。不久，就成为忘年交。

徐规是一个宋史专家，编撰过不少文史论著，尤其是对典籍《建炎以来朝野杂事》的注释，可说知识渊博，贯通古今。当然，在与徐老师交谈中，令林在史学研究上受益非浅。

八十年代以后，徐夫人被落实政策，从温州回到杭州家里。

师母早就知道，多年以来，徐老师的生活得到一名同事的照顾，非常感激，特地为林带来一坛师母亲手酿制的好酒表示心意，此乃后话不提。

到杭大附中教书

一九五六年，杭州宝石路干部子弟小学升格为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下称“十四初”），其实，当时十四初只是一所小学“戴帽”初中班（注3），师资力量相当薄弱。

后来，十四初更名为杭州大学附属中学（下称“附中”）。

一九六二年，杭大正式接管该校，为了加强“附中”师资阵容，从历史系抽调了几名青年教师去充实附中力量，林正秋名列其中（注4）。

当时杭州大学在杭州的城西，这一带学校、文化机构、科研单位相对集中的三条马路，被人们命名为，文一路、文二路、文三路。

文革时，这三条道路分别更名为“学工路、学农路、学军路”，应对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再教育的号召。

杭大附中正好在文三路上，由此，更名为“学军中学”(注5）。

说到将近十八年的学军中学历史教师生涯，林不无感慨地说道：“那时，每周课时多达十六节，有几个学期还要兼任班主任，哪有时间去从事史学研究？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每年新学期刚开始时，就与排课的领导商量，将课时集中在每周的几天内上掉。每星期留下一至二天时间’泡’图书馆。”

到了寒暑假，除了回温州探亲以外，几乎全部时间化费在图书馆里阅读或写作。

那段时间（文革前），林正秋开始到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系统地阅读馆藏的珍贵典籍，特别是《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佑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可说是一字一句的阅读。这些古籍向人们展示了南宋时期杭州的政经、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市井习俗，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画面，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九六四年，林正秋与一位大学时的同学，施茂铭合作，翻译了一本俄语书，叫做《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讲的是一群年青人在一个孤岛上建立了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国家，书中写了这些人遭遇到的种种经历。这本俄语译作，也为他大学毕业后，被组织上调整去进修俄语做了注释。此书被编进吴晗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出版。

文革时期

文革开始（1966）后，有一次，学校工宣队长（注6）将林正秋叫去谈话。

队长说：“你说的‘理想社会主义’在一个岛上，是不是暗指台湾岛？”

林说：“这是一本翻译小说，原作者是苏联人，乌托邦社会在一个岛上，与台湾又有什么关系？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生活艰难，依靠国家的助学金才能读完大学。自幼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怎么会同情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呢？”

工宣队长见辩不过他，只好说：“你不是同情国民党，至少，也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分子。”

林又说：“我从小只知道听党的话，不知道党内有二个司令部。”

工宣队长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说：“不来跟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谈了。”

幸好工宣队政委是个好人，安慰他说：“别去理那个人，专门扣帽子，打棍子，吓唬别人。”听了政委的话，他才如释重负，说道：“文革时，总算逃到一劫。”

注释：（注1）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县棠下镇人（今江门市新会区），1918年留日，明治大学政经科毕业。1952年任教浙江师范学院，1956年加入中共。文革后回杭州大学，恢复教席，著有《求是集》、《宋史艺文志考证》、《宋元文史研究》、《援安史学论著选》等（摘自网络）。

（注2）文革时期，徐规一家备受冲击，长子徐存平在原籍平阳沿江公社新兰村（今苍南龙港镇新兰村）插队；次子徐存阳赴黑龙江农村插队；长女徐楚嫁在福建南平；次女徐楚江只读到初中毕业。夫人陈莲生在温州一家搬运公司打工，一家人可说四分五裂（摘自《温州通史编纂通讯》2017年休刊号）。

（注3）“小学戴帽初中班”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有点类似给人戴了个帽子，所以叫“戴帽初中班”，它是改革开放前，城郊结合部与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目的是为解决农民与居民子女就近上学的问题（摘自网络）。

（注4）1952年浙江师范学院成立，重建历史系。1954年夏，徐规重返高校教坛，任职浙师院历史系。1958年，浙师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更名杭州大学，徐规成为历史系教师。

（注5）杭州学军中学，省一级重点中学，始建于1956年，初名杭州市第十四初级中学，先后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杭州大学附属中学，1970年采用现名。1978年评为省首批重点中学，截至2013年9月，有西溪和紫金港两个校区（摘自网络）。

（注6）工宣队是文革期间“工人毛思想宣传队”简称，与执行相同任务的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的军宣队一起派往大、中、小学，组成毛思想宣传队，把大、中、小学管起来。《人民日报》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有：“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任务，永远领导学校。”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工宣队、军宣队全部撤出学校（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