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连生的出现，让我再次陷入了青春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了梅江边。公交车在小镇集市停下，一位瘦瘦的青年向我打听初中在哪里。得知我也是刚刚分配，自我介绍说叫李卡夫。我们立即熟悉起来，互相帮忙从车顶上取下行李。但李卡夫对小镇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我，而是餐馆前的早点摊前那群盘旋的苍蝇。

李卡夫是个文学青年。一个秋天的晚上，他把小楼里的几个兄弟叫到了一起，准备了酒水和花生，说是要举行一场“文学沙龙”。这是梅江边的一所乡村初中，李卡夫的住房就在我楼下，深夜的灯火和沙沙的翻阅声透过杉木地板的缝隙，不时引发我的好奇。

我和他所学和所教的，都不是同一个专业，但还是把我这个历史老师叫到了他的圈子。我当然乐于分享酒水和果品。我比别人更早到了。嚼着花生米时我不经意看到备课本，工工整整密密麻麻，是一群漂亮的汉字！凑近瞄了几行，却是个小说。开头是在讲述我们刚到小镇的情景。

几个语文老师应邀而来，李卡夫招呼着大家碰了几次杯，就拿起一本封面漆黑的书，念起了诗句：“敦煌石窟/像马肚子下/挂着一只只木桶……”

我不知所云。李卡夫说这是海子的诗句。然后要我详细介绍介绍敦煌的历史，有助于诗歌的理解。我其实只是把大家熟悉的历史简单说一说，什么王道士，什么斯坦因，什么飞天，然后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敦煌跟马肚子和木桶有什么关系呢？李卡夫说，这是现代诗歌，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可以随意组合随便理解的。接着，他就开始天花乱坠地阐述这句诗的内涵，让我一个晚上云里雾里。

那天晚上我只是听懂了若干句子。比如说我们这辈子一定要去趟敦煌，敦煌不是用来旅游的而是用来探究的。比如等我们有钱了一起去敦煌。但我们没有等来一起去敦煌的时候。有钱了，在一起，这两个条件的叠加，似乎永远是梦想。

李卡夫当然不是于勒，而应该是莫泊桑。我至今记得，坐在梅江边的河滩上眺望西山落日，他悠悠地说，这是一个能够诞生福克纳的地方，就像巴别尔相信敖德萨是惟一可能诞生莫泊桑的地方。受李卡夫的影响，我一度也变成了文青。但我们最终都没有成为巴别尔、莫泊桑或福克纳。我惟一可以找到的借口，是我和他没有很好地重合为一个人。

李卡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个我，一个他我。每当我内心萌生一些激动人心的念头而最终胎死腹中，我就习惯于从他的故事中代入自己。因为他几乎能够实现一切我以为如此重要的梦想，比如自由恋爱，比如去远方旅游，比如坚决罢课，比如蔑视权贵。包括凭借备课纸上写下的诗句可以跳出偏远的乡村进城里工作。

还是从罢课那年说起吧，这样比较容易厘清远去的岁月。这一年的白鹭镇，遇到了一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学校老师半年没发工资了。

在这个古老的小镇，这真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南方讲话刚过去两年，小镇的人们为此像全国一样步子大了起来，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狂奔。乡间的集市欣欣向荣，酒肉的香气弥漫着大街小巷，发廊的生意并不比录像店差到哪儿，桌球馆的青年也不全是不愁钱花的绔纨子弟，不时有圈着金链子的人从公交车或小轿车走下来。

但是，对不起，小镇的老师陷入了困境。他们无法拿到薪酬，就像绝望的农民遇到不好的年成。这当然不是小镇政府无能。事实上，他们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既被老百姓唾骂又深受人们尊敬，那些想着弄间铺子的居民，那些想弄张准生证的父母，那些想把税费推到下年缴纳的农夫们，小镇的公务员是他们的神。但小镇如此费力，仍然没能解决老师的薪水。为此尽管薪水拖欠越来越多，也能迅速体谅。

李卡夫提出要用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就是罢课。这对于习惯于清贫习惯于低头的老师们，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主意。校长知道了，立即跟上级进行了汇报，并强调说老师只想工资而不是想罢课。上级让校长带回来言辞的安抚。校长无奈地说，希望大家理解政府的难处，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如果真的罢课，领导会认为这是在跟政府作对，我们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家长和学生，对不起太阳底下最光辉的称号。

至少有一半的同事理解了政府。加上小镇的冲突事件，大家寄希望于问题会慢慢解决，明天，或许就在明天，还是忍一忍吧。当然，年轻人都觉得罢课是最好的办法，这办法解气，有影响，能见成效。当然，年轻人中也有顾虑重重的，至少传递思想沟通意见阶段，他们仍然闻铃而动走进教室，用勤勉的课务来忘却工资的烦恼。

这时候，李卡夫就像突然领悟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李卡夫终于在一天告诉我，罢课第二天进行。

我显然完全赞同李卡夫的壮举。觉得无法面对这个罢课的场景。孩子们像往常那样从校门涌进来，经过樟树边的走道和操场，陆续走向三层的教学楼，十多个教室一如既往地在铃声中安静下来。但是一直没有老师进教室，教室里传出好奇而复杂的吵闹。天经地义的杏坛气息，突然在小镇中断，这是件多么悲伤的事情。上课的铃声像刀子向我头上劈来。我感觉无法忍受这一幕，推着自行车离开了校园，一个人往梅江边骑去。

我借口说是去家访。我看到公路上行人稀少，江面上水波起伏，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

我沿江而上骑行了一个上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罢课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官员来到了学校，首先是答应发放一个月的工资，同时召集大家开会，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谈话。据李卡夫对我转述，谈话的内容狗屁不通。官员要大家珍惜饭碗，说现在有份工作不容易，国企多少人面临下岗。至少一半的员工觉得这位官员政策水平很高，对国家形势了如指掌，思想教育工作开展得非常及时。但李卡夫站了起来，直接回敬：学校什么时候倒闭？给个准确信息，这一天到来他会主动辞职。

罢课无所谓成功，倒是李卡夫刚到手的工资贡献了出来，小范围内庆贺了一下。地点是在他的房间。我有些难为情，那天我没有坚决地跟他们在一起。李卡夫也不介意。他对我有特殊的亲近，也许是住得近，也许是最先在小镇相识。他知道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跟我读书的方向完全不同，但完全不影响视我为同道。他与我写作的想法完全不同，但不影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当然我看得出他试图改变我。

这次小小的庆祝会上，李卡夫坦露了离开的打算。早在1992年冬他就离开过学校。他父亲是个企业老板，看到老师境遇越来越糟糕，叫他前去一同管理企业。反复动员李卡夫终于同意了。他的父亲送东西找关系，为他办好了请假手续。但半年后他奇迹般地回来了，虽然那时薪水时有拖欠。

那年春天开学，他突然出现在小镇。他总是泡在我的房间，仿佛刚从荒无人烟的地方回来，有说不完的话。大山里太孤独了，他对木器加工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说他人最大的需求不是钱，而是人与人交流。他说最初一个月充满兴奋，他走遍了附近山野，溪流，知道栎树什么时候落叶，野鸽子三个月生一窝孩子，野雉打鸣不超过一分钟。他说大山深处做了件荒唐事，就是让一个女孩真以为他爱上了她。

他有些内疚。但他太孤独了，而那个女孩长得也不错。那是大山深处的人家，母亲在加工厂做饭，女孩初中毕业没去外头打工，不时过来帮母亲做事。他们不顾一切地好上了。她完全陷入了琼瑶阿姨的小说，把他当作白马王子。她常常在木屑气味中追随月亮出现在他房间。然而他不辞而别。女孩从工人口中挖到了他的信息，一次次给他写信。我亲眼看到他收到信件，他看也不看就点火烧了。

那几年，中国内地到处飘荡着下海的消息，梅江边的小镇同样无法安定。有路子的老师老师都走了，有的直接辞职，有的悄悄请假。而他却回到了学校。聊天，打牌，喝酒。当然，他打算回来上班。他享受充分自由，玩了一个月，就外出旅游去了，像李白那样把大半个中国转了一圈。两个月后，李卡夫回来了，他把收到的信集中在一块，烧起了一堆更大的灰烬。

他回来后似乎安心了，要了几节杂课，开始上班。我正起了下海的冲动，看到李卡夫安心上班，又安心下来。但谁知道，家长就不让我安心。

起因是中考到了。我班上有两个学生，没有钱报考。他们就是连生和莲英。他们家长不让报考，说考上了也没钱念书。我就对家长说，报考费和路费，我出，不就是一两百元的事情吗？得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不是优秀的，至于考后读不读书，读什么学校，可以不说。

那时，初中毕业考高中不容易，上中专倒是容易，到处是来做广告宣传的，动员了一位学生去中专，学校给五百元的奖励。两个孩子能考上什么，能不能读书，我心里没底。我出钱只是两个学生的学科成绩，正好是我班上最优秀的。成绩单是全县公开的，那是我的面子。当然，我也喜欢这两个孩子，真希望不要在中考的时候，就被抛弃了出去。

我们从小镇集体包车去县考试。但开考发准考证时，直到最后时刻，直到第一场考试结束，两个学生也没有出现。

我们回到小镇，当晚家长就来找人。我开始哄他们，在县城找亲戚去了。但家长说城里没亲戚。第二天，家长又来找人，我只好说，两个孩子不见人，没有参加考试！

幸亏有校长护着我。两位家长冲我扯衣服，要人，说当初他们不同意报考，那实在是多此一举，老师居心不良，就是为了让他们考个成绩出来，将来卖给中专学校，一个可以卖五百元！

我听了全身发抖，没想到好心没好报，但又无可反驳，说，我会找到他们，到时他们会告诉你，你这是污蔑！

一连几个月，家长都来学校要人。幸亏暑假开始了，我躲着不敢见家长。我思谋着，这两个学生是下了狠心，乘中考的机会出城，拿着我送他们的钱，双双逃走了。让我独自面对这难堪的局面，终于跟李卡夫说，我要下海，没办法在小镇呆了！

李卡夫同意，而且决定一起下海。

我们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我尝够了找工作的苦楚，最终在一个印刷公司落脚，从事文秘工作。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和校长的女儿处过对象。她和父亲一起为我丢掉了工作而气愤，一度不再联系。我来到海滨城市，遇到了我的大学同学，开始了恋爱。但是，内地的对象突然有一天找上门来，说是怀上了我的孩子。我痛苦地结束了我跟同学的恋情。

李卡夫当然吃不了打工的苦，跑了一圈，又回到父亲的企业，两人慢慢失去了联系。而我一直在寻找连生和莲英。这两个孩子，其实比我小五六岁而已，我深知他们在沿海也像我一样要吃尽苦头。